1927年7月的上海，酷暑逼人，气温如火炉般炙热。

在龙华刑场，一位浑身是血、伤痕累累的年轻人被刽子手押解上前。按照惯例，刑场上的刽子手命令受刑人跪下。然而，这名青年非但没有屈服，反而倔强地昂起头，声音高亢而坚定地喊道：“革命者光明磊落，视死如归，唯有站立死，不跪而死！”

这一反抗令刽子手们惊愕不已。一个眼看就要死的人竟敢如此抵抗，出乎他们的预料。愤怒的刽子手们蜂拥而上，挥舞刀剑，将年轻人活活砍倒在血泊中，直到他失去了生命的气息。

然而，国民党当局并未因此放下仇恨，而是进一步将尸体肢解，最后抛入滔滔的黄浦江中。这种极为残忍的手段，即便在那个白色恐怖盛行的年代，也是少见的。那时，许多革命志士为信仰献身，受尽折磨后惨遭杀害，但像这样的极端手段，实属罕见。

这名英勇的年轻革命者，便是陈延年。作为陈独秀的儿子，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创立者之一，还是第一任省委书记。在短短的29年生命中，陈延年为国家和革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。

陈延年的死，固然与蒋介石发动的“四一二”政变息息相关，但如果没有某些人借助自己的权势暗中推波助澜，蓄意加害，或许陈延年的命运不会如此悲惨。

世间最可怕的，莫过于那些依仗权力，做尽恶事却满不在乎、得意洋洋的恶人。看看这个人，他在陈延年被捕之后，写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亲笔信中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和得意。

信中写道：“今日得知贵处已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，心中无比高兴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如此大恶之人终于落网，真是佩服。陈延年此人，恃才放肆，所作所为比其父更为恶劣。今日共产党的头面人物，李立三、蔡鹤孙、罗亦农等，皆是他在法国时所培养。此人一度在中国的影响力，恐怕不亚于其父。而且他不愿正面与国民党高层接触，实乃恶中之恶。上海的共产党如果失去他，等于失去了一座长城。所以此人罪行已定，定要公开审判，依法处刑。”

从字里行间来看，他的言辞中充满了对陈延年的强烈敌意与恐惧。毫无疑问，这封信反映了他内心的阴暗与丑陋，也透露出他试图讨好当时掌权的杨虎，谋求尽快处决陈延年的深层动机。

写这封信的人，正是吴稚晖——国民党元老，蒋介石的亲信与顾问。

令人感到讽刺的是，吴稚晖与陈延年并无私人恩怨。相反，他与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有过深厚的交情，关系一直亲近，甚至被称为“伯伯”。1917年，陈延年与弟弟陈乔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吴稚晖正是安排了他们的留学事宜。

当时，年轻的陈延年兄弟并未受到父亲信仰的影响，而是跟随吴稚晖的引导，转向了无政府主义思想。然而，随着他们接触到共产主义理念，陈延年逐渐意识到，要拯救中国社会，必须依靠共产主义思想。也许正是这一转变，激怒了吴稚晖，让他从此产生了深深的怨恨。

得知陈延年被捕后，吴稚晖并未伸出援手，反而毫不手软地揭露陈延年的秘密身份，采取极为阴险毒辣的手段，竭力除掉这个满怀理想与才华的年轻人。最终，在杀害陈延年后，吴稚晖将这封信公开发表在1927年7月5日的《申报》上。

要想明白一个人有多么无耻和冷血，试想他在残忍地害死了故人之子——一个对国家满怀热情与信仰的青年之后，还能得意洋洋地让全世界知道自己所为。可见，吴稚晖的冷酷与自负，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

这一历史的背影，也使得吴稚晖永远烙上了“历史耻辱柱”的标记。尽管他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才俊，甚至被誉为“政治家”、“教育家”和“篆书名家”，并获得联合国“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”荣誉称号，成为20世纪首位获得此荣誉的中国人。但无论他多么聪明，若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正确的价值观，最终注定会走向历史的反面。

吴稚晖的生平可谓多彩多姿，他出生于1865年，自幼聪明过人，26岁考中举人，后来赴日本留学，加入同盟会，成为国民党元老之一。孙中山去世后，他思想极端，始终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，与蒋介石关系日益紧密，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策划和执行。

冯玉祥将军曾如此评价他：“苍髯老贼，皓首匹夫，变节为一人之走狗！”

尽管拥有卓越才华，但吴稚晖始终无法摆脱狭隘的格局和浅薄的胸襟，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深重的恶果。蒋介石、吴稚晖等人固然在权力巅峰时得意洋洋，但他们终究没有理解，真正的英雄从不畏惧死亡，因为他们明白死亡并不等于失败。

陈延年从未考虑过投降或屈服。当身份暴露后，他早已下定决心，宁死不屈。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过：“一个党员的牺牲，胜过千万张传单。”

的确，在陈延年之后，白色恐怖未能压倒那些坚定的革命者。反而有更多的革命志士因此觉醒，纷纷投身到这场波澜壮阔、历经多年仍未停息的救国救民事业中。无数鲜血浇灌的牺牲，最终成就了一个盛世的繁荣。

每年清明时节，陈延年的墓前总是会看到来自各地的群众，怀着崇敬的心情自发献上鲜花，追悼这位伟大的烈士。

2009年，在他牺牲82年后，陈延年被评选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之一。

愿这位英勇的烈士永不朽，陈延年安息，含笑九泉。